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带领人民进行经济和社会建设，改变了中国长久以来落后贫困的面貌，赋予了当初一穷二白的中国工业的力量。邓小平同志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在广袤的中华大地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起来了，但发展起来后又面临新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反腐倡廉和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

回看历史，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推行廉政建设，形成了“十个没有”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团结清廉、民本勤政的政治本色，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时，忧心富裕起来后的贫富差距问题，思考如何公平地分配财富的问题。

历史会证明一切，从毛主席的“十个没有”到邓小平的“十个如果”，从反腐倡廉到财富再分配，这两个问题饱含两位领导人对未来中国发展之路的深刻警醒，值得我们反思。

一、毛主席的“十个没有”

20世纪40年代，延安成为无数青年心中的革命圣地。许多有志青年为了心中的革命理想，奔赴延安。那延安到底是什么样子？毛主席曾在1940年讲演中概括了“十个没有”，用以描述延安的社会，我们可以从中一探究竟。

1940年2月1日，毛主席在延安民众逃亡大会的讲演中颇为自豪地说：

“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这“十个没有”说的是党风政风，亦是民风和社会风气。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毛主席心中的理想社会和“大同社会”的模样。

1940年5月，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延安呆了9天，对延安的社会风气有了深入了解。事后，他回忆说他眼中的延安，有如下特征：

一是没有苛捐杂税，不像国统区那样捐税多如牛毛；二是领导人廉洁，他们的工资标准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照；

三是没有乞丐、妓女和失业的人，人民生活过得去，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民不聊生；四是领导人与人民群众平等相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等级森严；五是社会治安好；六是男女关系严肃；七是朴素成风。

仔细对照一下，毛主席1940年2月1日讲得“十个没有”，并非虚言，十条里有七条都已经成为现实，革命圣地延安果然不负其名。

“十个没有”彰显了国共两党两重天、两个世界。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艰苦奋斗为人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腐败黑暗为私利，国共两党是两重天、两个世界，泾渭分明。

毛主席指出：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官员要以身作则，艰苦奋斗，不仅要完成正常的工作，还要参加生产劳动，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而国民党及其政府“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

有史料为证，抗战以来国民党有发国难财的，有讨小老婆的，更有甚者借公债赈灾的机会大肆敛财，引起民众的不满。

从1937年1月13日进入延安城到1940年2月1日将延安建设成为“十个没有”的社会，仅仅三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建设下，陕甘宁边区就变成了全国最进步的地方。三年就有这样大的变化，这又是如何做到的？

一是出台并完善了惩治腐败的法规条例。自边区政府成立以来，反贪污、杜绝浪费以及保证政府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洁一直是社会建设的主力方向，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规章。

1934年，在军需紧急的情况下，中央出台文件，提出三项解决措施，一是借款，二是自力更生，第三条就是严防贪污和浪费。可见，当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贪污和浪费对国家财产的侵蚀程度。

1935年，边区政府出台训令，明确规定，若贪污500元以上的公款，则处以死刑。对于公职人员，如果有挪用公款，为私人盈利者，则判处贪污罪。

对于玩忽职守，浪费公款，给国家造成损失的，根据其造成的损失判刑，在撤销职务的同时，还要判处1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监禁。这些法规条例具有震慑作用，有效地惩治了腐败。

更具震慑作用的当属处决谢步升案。

谢步升可谓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被打掉的“老虎”，他出生在江西瑞金县的一个普通家庭里，自幼家境贫寒，后因“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表现突出，被苏区政府认可，后被推举为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

然而，谢步升并没有珍惜这一机会，利用职权，在划分阶级的环节中，将原应被划为富农阶级的人化为中农，以此牟利。更过分的是，他个人的生活作风也日渐腐化堕落，横行霸道，甚至还走私贩运物资到白区，以此换取经济利益。

后来谢步升被抓，毛主席闻知案情后，当场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3年2月，谢步升被执行枪决。

类似的案件还有很多，无论职级大小，一旦贪污腐败损害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一律严惩，这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赢得了民众的拥护。

二是俭以养廉。巴黎公社规定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

陕甘宁边区政府仿照这一原则，规定无论是边区政府主席还是乡长，无论是领导还是士兵，都不发薪俸，只发津贴，津贴不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而且无论职级大小，津贴的差别都不大，衣食住行更是完全平等。

我们来看一组数字。当时边区行政长官的津贴有多少？每个月最高只有5元。各县县长呢？每月只有2.5元的津贴。

在战时财政困难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是为了津贴而做事，少拿钱甚至不拿钱也一样多做事，心中有理想，为抗日的革命事业而斗争，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

总的来看，陕甘宁边区时期物质条件十分贫乏，但强调防微杜渐、建立法规，严惩贪污腐化的堕落分子。党政工作人员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抑邪扬正，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廉政建设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学习，汲取经验。

二、邓小平的“十个如果”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为了保证改革开放的健康有序进行，为了确保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航向，在80年代提出了“十个如果”，再三强调不能借改革开放之名行资本主之实，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从“十个如果”中我们能体会到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具备坚定信念的共产党员，对未来继承改革开放事业的共产党人的忠告。

邓小平同志现在广为人知的语录，大多是“黑猫白猫论”，“改革开放要大胆地试”等等。有感于人民群众要求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强烈要求和愿望，邓小平同志将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强调要一心一意地发展经济，让人民摆脱贫困。

社会主义不是贫困，穷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多次强调这一认知的改变。但这给我们一种印象，好像邓小平同志重视的只有经济发展，而对社会公平重视不足。在官方的关于邓小平理论的一系列定论中，我们也找不到关于“十个如果”及晚年谈话的有关论述。

然而，事实上，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进行之初就为改革开放事业设置了不可逾越的底线，就是“十个如果”。

“十个如果”的中心思想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两极分化是极其危险的事，坚决不允许产生资产阶级和两极分化，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动摇的原则和不可逾越的底线。

发展就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是国家工作的重心。但经济发展起来了，一切社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么？似乎并不是这样。而且恰恰相反，发展起来后遇到的问题恐怕还要更多。最突出的就是分配问题。

1993年，邓小平与弟弟的谈话中却惊人地预见了他身后十几年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

邓小平多次强调防止两极分化问题，但实际上，两极分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财富，大部分人没有，那这种悬殊发展下去，总会出现问题。

结合邓小平同志的“十个如果”和与弟弟谈话的内容看，他对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始终是头脑清醒的，就是共同富裕是最终目标和目的，而让–部分先富起来是阶段性目标和手段，并非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

先富起来的人不能阻碍后面的人富，更不能永远让绝大多数人始终贫困，这是邓小平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

经济发展起来后的分配问题更为突出和重要。这反映了邓小平对改革开放道路的深刻反思和洞察。过去他一直认为，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问题是头等重要的大问题，所以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

但这个谈话表明，邓小平晚年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认知有了新的飞跃。他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比发展问题更是大问题。”这是邓小平对未来中国发展之路的深刻提醒。

现在看来，他的提醒至今仍不过时，且具有极强的预见性。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举世公认，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总体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的经济总量有了上百倍的增幅，但人民的幸福感却并没有显著增强，甚至有很多人开始怀念人民公社时期，虽然物质水平有限，但起码人人平等，没有那么大的贫富悬殊。有人开玩笑说，宁可平均的穷，也不要贫富悬殊的富。

改革开放创造的巨大财富，使蛋糕越做越大，但这个蛋糕怎么分？每个老百姓分到的那一块虽然从绝对值上看，是变大了。

但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却没有同频增加，因为看到了有人分到了更大的蛋糕，明显感觉到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让民众愈加对社会感到不满。这种心态若是不及时采取措施疏导，一定会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伦理思想，这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很多人认为是这是平均主义的源头，从而大肆批判。但这是误解。

所谓的“均”，不是“平均”，而更应该理解为“均衡”的意思。孔子的原意不是要追求绝对的平均，而是均衡。所谓均衡，政治上表现为不平等，经济上表现为收支不均衡，人与人的收入差距过于悬殊，这是孔子极力反对的。

孔子主张三纲五常，既然已经知道并提倡社会上应该有不同的等级和类别，那绝不会在社会中要求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讲求均衡。

社会学里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社会上1%的人群掌握着90%的资源和财富。有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无法积累等量的财富。中国最高收入的群体和最低收入的群体的收入差距高达30多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极度不平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城市和乡村有巨大的差距，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也有差距，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悬殊。这是市场化、引入竞争机制自然而然带来的结果。

邓小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早在80年代就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案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小平同志晚年的忧思，也是他最后的牵挂。

三、历史会证明一切

从“十个没有”到“十个如果”，从反腐倡廉到共同富裕，都体现出毛主席和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对社会发展道路的规划和警醒。官员腐败和收入差距悬殊这两个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与市场经济共生共长，刺痛着每一个努力奋斗的人民的心。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就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进城之后，不少官员放松警惕，居功自傲，贪图享受，更有甚者走上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犯罪道路。

这些现象，激发了社会矛盾，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腐蚀国家的政权，引起毛主席的高度警觉和深刻忧虑。为此，他发动“三反”斗争，同官僚主义、同贪污和浪费现象作斗争，严厉惩治党内贪污腐化的官员，改善了不良风气。

刘青山、张子善都是30年代入党的老革命，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青年领导干部。然而他们没能经得住执政之考验，双双成了大贪污犯。毛主席怒不可遏，不顾劝阻，将他们公审后枪决。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有人评论：“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

事件发生后，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治国就是治吏！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国家还没办法惩治他们，任由他们胡作非为，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揭竿起义！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斗转星移，时空跨越。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理论界还有一部分人鼓吹“腐败有理”或“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等论调，为官员的腐败扫清理论的障碍，使得官员腐败起来也“理直气壮”。现在想来简直不可理喻！

这样的客观环境造就了亘古未有的惊人腐败。中国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被控受贿17.88亿元，这个数字刷新了中国的贪腐记录，引起了民众的愤怒。

很多民众终其一生都无法获取一百万的财富，而一个官员却受贿17亿，如此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必然会引起民众的愤怒和反弹。

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斗争，若是不认真对待，就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四亿人民。

毛主席曾用“懒、馋、占、贪、变”五个字总结干部蜕化变质的轨迹，主张采取各种措施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这启示我们要将反腐倡廉进行到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保障风清气顺政明。

此外，腐败导致财富转移到少数人手中，进一步加剧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维持稳定靠什么来保证呢？靠人民，靠民心。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的原则，牢记“十个如果”的告诫，完善社会管理制度，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保障人人共享发展成果，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

通过文化制度的建设，提升国民素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加强生态制度的建设，让人民共享美好的生活环境。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团结，社会才能稳定。

参考文献

1、 王春雷：《毛泽东一生不容腐败》，《学习时报》2016年9月5日。

2、 梁柱：《毛泽东反腐思想永不褪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16日。

3、 宋福范：《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学习时报》2018年12月12日。

4、 宋福范：《邓小平晚年反思启示了我们什么》，《南方周末》2009年7月9日。

5、 《党史专家:说邓小平提先富导致两极分化是误读》，《人民网》2014年9月22日。